原文作者： Citrini , 分析師
原文編譯：Felix, PANews
受美國加徵關稅事件影響，全球經濟彷彿進入一種無序狀態，川普政府加徵關稅究竟是神來之筆還是一步臭棋？分析師Citrini 發文從歷史的角度，回顧歷史上的關稅事件，逐步剖析未來的經濟情勢。以下為內容全文。
“這或許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班傑明·富蘭克林在1781 年寫道：
「但我發現自己更傾向於採納更現代的觀點，即每個國家最好都讓貿易完全不受任何阻礙。總的來說，我只想指出，商業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相互交換，越自由、越不受限制，就越繁榮，所有參與其中的國家也就越幸福。各國對商業施加的限制，似乎都是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實施。」
自“解放日”（PANews 註：特朗普稱 4 月 2 日為“解放日”，並公佈全球關稅計劃）以來的兩周里，我在美國待了一周，在中國待了一周。在這兩個國家，我都在與受關稅影響的企業家交談。
無論是進口商或出口商，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地域，從事不同程度的國際貿易的企業都有一個共同點：不確定性。
為什麼會感到不確定性呢？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今幾乎每個人都只經歷過一個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貿易相對自由、美國作為世界霸主和儲備貨幣的世界。
隨著這一點受到質疑，投資者和營運商顯然都在尋求能應對未來的框架方案。對於建立在「即時制」的系統而言，「觀望」是一個致命的策略，但除此之外也別無選擇。
例如，在與上海一家排名前100 的公司（按貿易額排名）交談時，其表示：「我們現在本應該加緊處理節日的訂單。但目前一個訂單都沒接到」。任何不熟悉進口商品運作方式的人都應該意識到：首先，為某個活動訂購商品通常要提前8 個月。其次，我們正在經歷一個相當大的轉變。
中國企業歷來普遍認為，關稅是它們能夠適應的。過去， 10% 的關稅可能會導致買家向中國工廠尋求降價（很容易做到）。雖然工廠顯然無法透過降價來應對超100% 的關稅，但他們確實相信可以透過降價，從而在加徵關稅後仍保持相對於美國國內製造業的成本優勢。但當沒有人進行交易時，這就無關緊要了。
我已經兩年多沒有發表過歷史文章了。這些文章不一定具有可操作性。但這篇文章似乎恰逢其時。有時，理解未來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過去。
重商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等許多主義被胡亂拋出，卻很少人關心它們背後的意義。雖然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我是經濟史愛好者。不妨把這篇文章當作一篇科普文，本文沒有談到想買賣什麼股票，也沒有對外匯、股票或利率做出方向性判斷。
從歷史角度理解關稅
如今，很少人真正親身體驗過與今天類似關稅時期的經濟狀況。探討美國關稅歷史的最佳著作是《Clashing over Commerce》，過去幾週一直在重複閱讀這本書。
該書由研究美國貿易政策的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撰寫，其提出了理解關稅政治經濟學的「 3 R」框架。
從歷史上看，美國關稅的「 3 R」框架：
收入
關稅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這在19 世紀和20 世紀初尤是如此。
關稅法案長期以來一直被批評為不透明且難以操作的政策工具，即使它們是政府資金的主要來源，正如這幅1883 年的政治漫畫所展現的那樣。
在美國國稅局成立之前（1913 年），美國沒有所得稅。在19 世紀，關稅佔政府收入的90% 以上。當時，關稅主要用於增加收入，而不是保護主義——這被視為一種更容易接受的向民眾徵稅的方式，不會引發叛亂。在20 世紀前三分之一的時間裡，只有不到15% 的美國公民繳納所得稅。其餘的則以進口糖、木材和羊毛的價格無形支付。關稅是最初的隱形稅：在港口徵收，在結帳時繳納。
首先，它們是一種為國家提供資金的方式，避免了設立可能引發政治反彈的內部稅收（這是從威士忌暴動等事件中學到的教訓）。在歐文的敘述中，收入問題主導了共和國早期的貿易政策，甚至保護主義的論點也必須透過收入優先的視角來闡述。
限制
關稅是對國內產業的保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關稅更成為一種政治工具，用來迎合國內產業面臨的外國競爭——保護主義的動力。
歐文指出，隨著收入動機的下降（這要歸功於所得稅），出於限制的動機有所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關稅越來越多地服務於工業遊說團體，而非財政部。
互惠
關稅是國際貿易談判中的籌碼。
到了1934 年，所得稅逐漸取代關稅，成為聯邦資金的主要來源——新政和二戰加速這一轉變。關稅成為全球貿易談判中的籌碼。
這正是1934 年《互惠貿易協定法》、《關貿總協定》以及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背後的邏輯。互惠時代標誌著走向自由化，擺脫孤立主義。霸權國家（美國）以降低關稅換取進入外國市場的機會。關稅不再是一道壁壘，而更像是一種槓桿。 VERs，即旨在迫使各國實施出口限制的幕後交易，取代了關稅，最終被更多、規模更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所取代。這推動了20 世紀末和21 世紀初的多邊自由貿易時代到來。
1922 年：福特尼—麥康伯關稅
《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是早期保護主義過度設計的雛形，也是第一個出於非財政收入目的而徵收關稅的真實案例。
想像一戰後美國的輝煌景象：美國工業產出充沛，但農民卻日益貧困。當時最令人擔憂的是來自歐洲的廉價競爭，但歐洲仍欠美國很多錢，而且由於美國不斷提高關稅，歐洲根本無法向美國出售任何東西。所以，很顯然，美國又提高了關稅。
1921 年，國會通過了一項緊急關稅法案，隨後是1922 年全面的《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由沃倫·哈丁總統簽署。
這項法律將關稅大幅提高，遠超過1913 年《安德伍德關稅法》所設定的低水平，也高於美國內戰以來的關稅水平（不過在應徵關稅的進口商品方面，稅率大致與1909 年《佩恩- 奧爾德里奇關稅法》時持平）。此外，該法還賦予總統調整稅率的權力，幅度最高可達50% ，以「平衡國內外生產成本」。
結果如何？城市工業在20 世紀20 年代蓬勃發展，農業卻陷入長期的衰退，歐洲貿易順差也逐漸萎縮，要知道，他們得靠貿易順差來償還戰爭期間美國提供的物資。
對美國工業界而言， 20 世紀20 年代是輝煌的十年。 1922 年至1929 年間，製造業產出成長了近50% 。失業率從1922 年的6.7% 降至1923 年的3.2% 。鋼鐵、化工、汽車等產業在關稅壁壘的保護下蓬勃發展。受保護的行業紛紛擴大規模、增加僱工並獲利。在此期間，企業利潤幾乎翻了一番。
然而，農業領域的情況卻截然相反。農業收入從1919 年的220 億美元驟降至1922 年的130 億美元。在城市繁榮發展的同時，美國農村卻陷入了長達十年的大蕭條，比大蕭條提早了十年。原因是什麼？歐洲市場因報復而關閉，而在戰爭期間擴大生產的美國農民則面臨需求和價格暴跌。
在20 世紀20 年代，保護主義帶來了集中的利益。如果你是城市產業工人，那真是個好時代。如果你是農民，這卻是長達20 年苦難的開始。保護主義的勢頭已然開啟，並且對某些人而言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儘管另一些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1930 年：失誤
大規模關稅，大規模蕭條。
1928 年，赫伯特‧胡佛春風得意。這位偉大的工程師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了總統大選：獲得444 張選舉人票，而阿爾史密斯僅獲87 張，胡佛贏得的縣數甚至超過了1920 年的沃倫哈定，還贏得了58% 的普選票。這位「繁榮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向美國民眾承諾「徹底戰勝貧困」——然而這些話很快就成了他的夢魘。
股市飆升，失業率很低，美國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購買汽車、收音機和冰箱。自1896 年麥金利獲勝以來，由共和黨人主導的第四政黨體系（PANews 註： 1896 年至 1932 年期間美國的政治生態）似乎一如既往地根深蒂固。
和他的共和黨前任一樣，胡佛也是保護性關稅的忠實擁護者。胡佛在競選期間宣稱：「 70 年來，共和黨一直支持一項旨在充分保護美國勞工、美國工業和美國農場免受外國競爭的關稅。」他將關稅保護，尤其是對農業的關稅保護，作為其經濟議程的基石。
身為哈丁和柯立芝政府的商務部長，胡佛形成了一套清晰的保護主義理念：美國應將進口範圍基本上限制在國內無法生產的產品。這並非激進之舉，而是麥金萊共和黨傳統的巔峰之作，是第四黨體系經濟正統思想的自然延伸。
胡佛以《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的「成功」（自該法案通過以來，美國進口總額有所增長）作為證據，證明美國可以同時保護本國工業並擴大在加拿大的銷售。他在1926 年寫道：“考慮到我們貿易的廣闊前景，我們可以忽略提高關稅會大幅削減我們的進口總額，從而摧毀其他國家從我們這裡購買產品的能力的擔憂。”他在1928 年的一次競選演講中表示：“認為我們不能同時擁有保護性關稅和不斷增長的對外貿易的說法毫無依據。”
隨後迎來了1929 年10 月24 日的“黑色星期四”，五天后的“黑色星期二”，股市市值蒸發了300 多億美元，幾乎是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投入資金的兩倍。喧囂的20 年代戛然而止。在動盪之中，關稅談判並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鑑於經濟震盪，國會不但沒有重新考慮關稅立法，反而變本加厲。最初的農業關稅法案演變成了現在所知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以其主要發起人——猶他州參議員里德·斯姆特和俄勒岡州眾議員威利斯·C·霍利的名字命名。原本旨在先救濟農民的法案，最後卻變成了一個工業保護主義的怪胎。
起初旨在保護美國農民的定向舉措演變成了一場保護主義的混戰。在1929 年至1930 年初，該法案在國會審議期間，受保護的產業數量呈指數級增長。最終，該法案對超過2 萬種進口商品提高了關稅，創下了自1828 年「惡名昭彰的關稅」以來美國歷史上的最高關稅稅率。
漫畫描繪了一頭精疲力竭的共和黨大象坐在路中間，靠著一塊標有「關稅法案」的大石頭
市場對此並不買單。 1028 名經濟學家，儘管他們最終在如何擺脫大蕭條的經濟困境上意見不一，但在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如果該法案得以通過，那將是一場災難。
他們寫信給胡佛，懇求他否決法案：
1930 年 5 月 8 日頭版新聞
摩根大通合夥人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後來回憶道：“我差點跪下來懇求赫伯特·胡佛否決愚蠢的《霍利-斯姆特關稅法案》。這項法案會加劇全世界的民族主義情緒。”
亨利福特在白宮待了一整晚，試圖說服胡佛，他說這項關稅法案將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害。
然而， 1930 年6 月17 日，胡佛還是簽署了這項法案，儘管政治自殺並非一蹴而就，但此舉已經足夠了。這項關稅法案的不受歡迎程度迅速增長，從《紐約時報》上頻繁出現的讀者來信中可見一斑：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正如他們所說：超過25 個國家採取了報復行動。全球貿易崩潰。
1929 年美國的進口額為44 億美元，到1932 年降至13 億美元。同期出口額從54 億美元驟降至16 億美元。 1929 年至1934 年間，世界貿易額大約減少了三分之二。
1929 年的股市崩盤引發了經濟衰退，而關稅則使這場衰退演變成了大蕭條。
起初只是一場金融衝擊，但後來演變成一場系統性危機，因為政策——尤其是《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在需求端出現下滑時，卻從供給端加以扼殺。
正如經濟學家所預測的，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為此付出了代價。關稅或許保護了特定行業的一些就業機會，但它們卻因抬高了進口原材料的價格以及關閉了外國市場對美國出口商品的大門，毀掉了更多的就業崗位。
民主黨人意識到這場災難，於是在1930 年中期選舉中將關稅改革作為關鍵的競選綱領——這是他們自1918 年以來首次掌控國會兩院。羅斯福談到《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時表示，它「迫使世界各國築起如此高的關稅壁壘，以至於世界貿易正在減少到幾乎消失的程度」。
結局顯而易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徹底失敗。
1922 年與 1930 年的關稅有何不同？
首先從起點來看：《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是在全球經濟相對成長的時期實施的，尤其是在美國。喧囂的20 年代掩蓋了其許多低效之處。而《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則是在1929 年股市崩盤之後通過的，當時全球需求已經在萎縮。它讓糟糕的形勢雪上加霜。從保護主義的角度來看，關稅是經濟衰退的催化劑，但它們仍需要一個引爆點。
1922 年，企業與消費者信心滿滿，信貸資金充裕，金融環境寬鬆。而到了1930 年，銀行倒閉、股價大幅下跌、信貸緊縮的情況已屢見不鮮。此時，《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出台，大幅提高稅率，涵蓋商品種類多達2 萬種，這無疑是雪上加霜，表明政府在關鍵時刻採取了瘋狂的政策，導致投資者更加恐慌，擔心保護主義進一步升級。
其次，報復性措施。 《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引發了一些有限的報復行為（例如1928 年法國採取的措施，以及部分歐洲國家選擇性徵收關稅），但20 世紀20 年代全球貿易仍在擴張。人們很容易從直接的經濟影響來衡量《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造成的損害——將美國對應徵關稅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提高到59.1% ，這是自1830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真正的災難並非關稅本身，而是它所引發的全球報復行為。
加拿大當時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先前對美國提高關稅之舉並未採取重大報復行動。 1922 年的《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提高了小麥、牛和牛奶等加拿大重要出口商品的關稅，但加拿大生產商認為這些只是恢復到一戰前的水平，尚可容忍。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則有所不同。當時全球經濟衰退不斷加劇，加拿大出口業已遭受重創。 1930 年7 月，《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剛通過，加拿大自由黨政府便在大選中敗給了保守黨領袖理查貝內特。貝內特履行了競選時的承諾，以提高關稅的方式「強行」打開世界市場。將他國逼入絕境，其反應將愈發難以預測。
1930 年9 月，加拿大大幅提高了對16 種美國產品的關稅，這些產品約占美國對加拿大出口的30% 。加拿大還不滿足於此，也與其他英聯邦國家談判了優惠貿易協定，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報復行動並未止步於加拿大。到了1932 年，至少有25 個國家對美國商品採取報復性措施。西班牙專門針對美國汽車和輪胎制定了「韋斯關稅」。瑞士抵制美國產品。法國和義大利對美國商品實施配額限制。英國放棄了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也採取了保護主義措施。這導致了局勢不斷惡化，全球貿易因不確定性以及持續升級的針鋒相對貿易政策而陷入停滯。
第三，全球金融狀況。 1922 年，美國仍是一個崛起中的債權國，但金本位制尚未完全恢復，許多國家仍在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恢復。當時還沒有緊密整合的全球金融體系。然而，到1930 年，金本位制已在全球重新確立。國際貿易和債務流動的連結更加緊密。
最後，從象徵意義的角度來看，《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雖是個糟糕的政策，但也在意料之中。自美國內戰以來，關稅一直是美國的常態，許多貿易夥伴認為《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只是回到了一戰前的水平。然而，《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則被視為在全球明顯脆弱的時刻的升級。它顯示美國在已鞏固其債權國地位之時正轉向內向型經濟。它削弱了對全球協調的信心，並可能促使許多國家在不久之後放棄了金本位制。
市場和政策制定者將斯姆特法案解讀為不只是關稅問題，更是一種世界觀：孤立主義、混亂且非理性。不確定性抑制了商業投資。
這是保護主義貿易政策時代一場獨特且前所未有的災難，為羅斯福的當選鋪平了道路。羅斯福迅速廢除了關稅並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案》（RTAA）。
1934 年：RTAA－互惠的開端
在《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引發的保護主義災難之後，美國的貿易政策走到了十字路口。 1934 年《互惠貿易協定法》的推出標誌著決定貿易政策的權力從國會轉向行政部門，從而開啟了從「限制」到「互惠」的轉變。這項製度性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了貿易政策的製定方式，並為二戰後的更自由的貿易體制奠定了基礎。
現代國際貿易的歷史始於科德爾·赫爾，這位來自田納西州的民主黨人後來成為了美國任職時間最長的國務卿。赫爾從農業發達的南方一路走來，深刻影響了他對關稅和貿易的看法。與那些試圖保護製造業的北方同僚不同，赫爾深知高關稅會損害農產品出口。
簽署《美國-加拿大貿易協定》。 （前排，由左至右）：科德爾·赫爾、WL麥肯齊·金、富蘭克林·羅斯福，美國華盛頓特區
1935 年 11 月 16 日
赫爾對貿易國際層面的認識是逐漸形成的。後來他回憶說，在華盛頓任職之前，他“曾親身經歷激烈的關稅大戰——但這些戰鬥都是在國內進行的，爭論的是高關稅或低關稅對國內而言是好是壞。很少有人想到它們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互惠貿易協定法》從《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失敗的廢墟中應運而生。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作為一項保護主義法案，引發了各國紛紛採取報復性關稅，從而嚴重阻礙了世界貿易的發展，而《互惠貿易協定法》則為國際間的合作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它引入了三個具有革命性的概念，這些概念將定義互惠貿易時代：
行政權：近150 年來，國會一直小心翼翼地捍衛其憲法賦予的「管理與外國貿易」的權力，導致貿易政策被地方利益所左右。 《互惠貿易協定法》將大量的談判權轉交給了總統，允許總統在未經國會逐項批准的情況下將關稅降低多達50% 。
雙邊削減：該法案允許與各個貿易夥伴進行有針對性的談判，從而為貿易自由化創造了更具戰略性的途徑，並在談判桌上賦予出口行業與進口競爭行業同等的地位。
最惠國條款：與任何一個國家談判達成的關稅削減都將自動適用於與美國簽訂商業協議的所有國家，從而產生擴大效應，並加速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
雖然該法案最初側重於雙邊協議，但它創建了一個模板，後來為國際貿易架構提供了參考
1947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與關貿總協定－為戰火世界所製定的規則
隨著二戰結束，戰後經濟秩序的締造者們齊聚新罕布夏州懷特山脈的度假飯店。位於布雷頓森林的華盛頓山酒店將為他們所設計的體系命名——這個框架旨在防止經濟民族主義和金融不穩定，這些因素正是二戰的原因。
1944 年7 月舉行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匯集了來自44 個同盟國的730 名代表，進行了為期三週的緊張談判。這次會議反映了戰後經濟秩序的兩種相互競爭的構想。一方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代表著飽受戰爭摧殘、如今依賴美國財政援助的英國。另一方是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他代表著如今已成為經濟巨擘的美國。
凱因斯提出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國際清算聯盟」計劃，該計劃將設立一種全球貨幣（他稱之為「bancor」），這種貨幣能夠自動平衡貿易，並防止過度的盈餘或赤字。懷特的計畫則更為保守，它在保留各國貨幣主權的同時，確立了以美元與黃金35 美元兌換一盎司為基礎的匯率穩定規則。
懷特的方案基本上勝出，但也對凱因斯關於調整彈性的擔憂做出了重要讓步。最終達成的協議建立了兩個關鍵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負責監測匯率並向面臨國際收支困難的國家提供短期融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現為世界銀行的一部分），負責透過長期貸款促進重建和發展。
布雷頓森林體系代表了1914 年前金本位制度的僵化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貨幣戰爭混亂局面之間的妥協。各國將維持對美元的固定但可調整的匯率，美元透過與黃金的掛鉤充當了體系的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向面臨暫時國際收支問題的國家提供短期融資，使它們能夠在不立即訴諸緊縮政策或競爭性貨幣貶值的情況下進行調整。
體系的設計初衷明確，防止20 世紀30 年代災難性的經濟民族主義。透過提供流動性和援助，該體系旨在為各國提供喘息空間，以維持國內經濟穩定和國際合作。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締造者們深知，在國內經濟目標和國際義務之間的選擇撕裂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體系。至關重要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締造者們意識到，僅靠貨幣穩定是不夠的。
需要一個補充性的貿易框架。這體現在1947 年簽署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雖然美國和英國在該體系的框架上達成了一致，但在核心問題上卻存在分歧。美國想要消除英國的帝國特惠制。英國希望美國大幅削減關稅，因為這些關稅自《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時代以來一直居高不下。妥協方案是什麼？多邊化，淡化政治影響，分散各方壓力。
其核心支柱：
最惠國待遇（MFN）：對一個成員國所做的每項貿易優惠都必須適用於所有會員國。
關稅約束：一旦關稅被削減，就不能無償提高關稅。
取消配額（大部分情況下）：因為沒有什麼比雞肉進口限制更能反映「中央計畫」了。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關貿總協定（GATT）的一系列談判（安納西、託基、狄龍、甘迺迪、東京、烏拉圭）逐漸削弱了全球關稅，將戰後臨時的和平轉變為一個運作良好的世界秩序。到1994 年，關貿總協定更名為世貿組織，全球平均關稅從22% 降至4% 以下。從最初的23 個創始締約方，逐漸擴展到涵蓋世界上大多數貿易國，並在戰後幾十年見證了國際貿易的急劇擴張。
關貿總協定的精妙之處在於其簡潔。它將關稅視為核武：使用危險，遭到報復則具有傳染性。關貿總協定的核心原則是並非所有貿易都是有益的，而是任何報復性保護主義都是糟糕的。實際上，它是一種行為契約：不再有武器化的關稅。不再有貿易崩潰。如果你想提高壁壘，你就得付出代價。如果你達成協議，你就得分享。
正因為此，關貿總協定出人意料地歷久不衰。幾十年來，它之所以有效，原因很簡單：當它失效時，每個人都記得發生了什麼事。
然而，事實證明，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彈性較弱。面對持續的國際收支赤字和不斷下降的黃金儲備，尼克森總統於1971 年8 月暫停了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有效地結束了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1971 年：美元與黃金可兌換性終結
從大航海時代到殖民時代（約1400 年至1900 年代中期），黃金和白銀廣泛地充當國際貿易結算的貨幣。特別是西班牙銀元最常用於國際貿易結算（“美元”一詞的詞源是銀礦）。一般而言，基於借據的法定貨幣體系在當地（信任和執法切實可行）可能運作良好，但在國際上卻行不通。
例如，在海盜的黃金時代，加勒比海地區是歐洲殖民帝國（英國、法國和荷蘭）的大熔爐，所有殖民帝國都使用西班牙銀元進行貿易結算。西班牙帝國是最大的白銀來源地，並鑄造了標準化、隨處可見的銀幣。即使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國也只接受白銀（特別是西班牙銀元）來交換其向英國出售的茶葉。
在英鎊（黃金支持）是主要儲備貨幣的時期，美國在19 世紀末的美國工業革命期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並在1944 年成為公認的軍事超級大國。 1971 年後，美元成為第一個真正的法定全球儲備貨幣。可以這樣理解：在贏家通吃的網路效應下，美元成為並持續成為主導的全球儲備貨幣。
這給美國經濟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其實並不難理解：
鑑於金銀礦藏遍布全球，即使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貨幣體系，也意味著沒有任何國家是全球儲備資產的唯一來源。在布雷頓森林體系（1944-1971）下，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可以固定匯率兌換黃金。因此，除了黃金本身，英鎊和瑞士法郎也是儲備資產的功能性替代品。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 1971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反而鞏固了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作為唯一主要儲備貨幣的來源，美國最終陷入了持續貿易逆差的動態，以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流動的儲備資產。這看似反常，因為起初美元被拋棄，人們更傾向於「真正的」東西——黃金。 20 世紀80 年代，沃克重新確立了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 1980 年，黃金不再是相對於美元的單向押注。它被「揭露」為一種易受投機性繁榮和蕭條影響的不穩定商品——並非一種穩定的購買力儲存手段。自80 年代以來，美國一直難以實現貿易順差（鑑於世界其他地區自然傾向於累積以儲備貨幣計價的金融財富）。
然而，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並非沒有為美國帶來好處。 「過度特權」的概念意味著，儘管世界其他地區擁有的美國資產多於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擁有的資產，但美國實際上從其海外投資中獲得了更多收益。這是因為美國在海外持有的資產中，很大一部分是以高品質、低收益的美元貨幣餘額和固定收益證券（例如美國國債、機構MBS 等）的形式存在。
當存在國際信任和強制執行時（而且幾十年來一直如此），藉據式的法定體係可以在全球範圍內發揮作用，但美國霸權的全球秩序現在正受到質疑——不是來自世界其他國家，而是來自美國自己。
未來如何發展？
雖然自二戰後的互惠時代以來，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塑造美國關稅歷史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今天正處於與1930 年、 1947 年和1971 年改變貿易政策的轉折點。正如那些拐點是由美國在全球秩序中地位的轉變所驅動一樣，今天的關稅復甦反映了經濟實力的另一個調整。然而，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關鍵的差異：美國正在主動打破其自身所建構的體系。
這場危機不會在三個月內結束。
美國在未來三個月所做的一切，並非為了減輕貿易負擔或回歸合理模式（例如10% 的全面關稅和有針對性的互惠政策），這將是第一槍。其重點將集中在孤立中國，試圖迫使其坐在談判桌上。如果你不與我們站在一起，就等於與我們作對。
美國國內倉庫中存有相當於2-3 個月的庫存，這些庫存足以抵銷或扭曲全球貿易受創的初期影響。隨著這些庫存的枯竭，將開始見證全球貿易凍結的真正影響及其後續效應。外匯存底管理機構將繼續減少對美元的投資，因為美元已進入長期熊市。
暫停加徵關稅是正在進行的談判中的一種戰術姿態。在未來2-3 個月內美國與中國達成永久解決方案的可能性不大，但與歐洲乃至拉美國家的貿易談判可能會取得一些間接進展。市場將此解讀為緩和緊張局勢的舉措，但現實是，這加劇了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為了在接下來的90 天裡生存下來，必須要清楚…
如何理解政府的看法？
在此背景下，了解政府的看法將大有裨益。在川普看來，美國的霸權和儲備貨幣地位對美國來說是一項不公平的待遇——不僅在貿易和製造業領域失去了優勢，同時還在「免費」地維護全球貿易體系。因此，現在美國的立場大致可以歸納為：
真正奇怪的不是使用了關稅，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川普幾十年來一直熱衷於關稅，如果你對「關稅人」徵收關稅感到驚訝，那你最好另謀高就。
令人驚訝的是，這三個「R」同時回歸，卻仍然未能展現全貌。
收入，以數十億新聯邦收入的形式出現的財政收入，雖未稱作增稅，但實質上卻與增稅無異。
限制，不僅是一種產業戰略，更是一種民粹主義美學——一堵牆，建在港口而不是邊境，適用於一切。
互惠，從相互放鬆壁壘變成了以貿易逆差為計算的恩怨對決。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這並非單純的收入問題，而是這種做法以及其發生的全球化世界所獨有的。需要增加一個「R」來定義這種看似簡單的關稅率上調所代表的變化。因為我們並非真的回到過去的動態，而是正在進入一種全新的局面。
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充分理解政府的觀點。我們在兩週前的文章《Seeing the Stag》中提到了試圖透過瞄準其他國家的逆差來重新平衡全球貿易所面臨的挑戰。 「特里芬兩難」描述了一個儲備貨幣國家面臨的悖論（在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終止之前就曾出現過）。這個悖論如下：
「為全世界提供儲備和兌換服務，對於一個國家和一種貨幣來說，實在難以承受。」亨利·H·福勒（美國財政部長）
不出所料，川普政府對「特里芬兩難」的解讀，與其說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白皮書，不如說是更多的是帳單。他們認為美國被利用了，被迫承擔對外貿易順差，他們想要糾正這種現象。透過對各國的貿易逆差徵收關稅，很好地表明了他們的優先事項和擔憂所在。
從川普政府的角度來看，現有體系中已經發生/正在發生的事情是：
外國央行購買美元不是出於偏好，而是出於義務——因為如果你想壓低本幣匯率，增加出口，就需要囤積美元。
那些美元被存入美國國債，而這恰好為抱怨被佔便宜的同一個美國政府提供了資金。
美元仍然處於結構性高估狀態，這是美元作為其他所有人的儲蓄帳戶和救生艇的直接後果。
美國製造業被掏空，並非因為中國作弊，而是因為美國在一個它無法完全控制的網路中扮演系統管理員的角色。
最終，貿易逆差不斷加劇，川普不喜歡「逆差」這個詞，也不喜歡成為世界最大「債務國」的想法。儲備貨幣的角色開始被視為一種負債，而不是一種特權。
從這個角度來看，關稅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工廠或資助政府。它們是系統維護的逾期費用。實際上，它們就像地緣政治版的“租金”，相當於你忘記訂閱了卻要每月支付 14.99 美元。更簡單地說，政府的觀點是：
“我們管理這個系統——調節流量，保障航道安全，購買你們的出口產品，發行你們的儲備資產。現在我們要向你收費了。”
第四個 R：租金
租金將關稅重新定義為一種全球經濟參與的按服務收費模式，而非一種為國家提供資金（收入）、保護國內生產者（限制）或確保互惠准入（互惠）的手段。這種新模式本質上…
全球化即服務
關稅、北約威脅、反對外國收購等，正在形成一種刻意為之的模式：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從外國依附國攫取國民財富。即使這種手段會破壞全球貿易和美元的儲備資產地位。
關稅是一種生硬的工具，川普顯然正將其作為更廣泛談判的一部分，試圖顛覆這個體系。對華125% 的關稅稅率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如此高的關稅會導致貿易中斷。那麼，為什麼不使用制裁或配額呢？因為從「支付費用」的角度開啟談判至關重要。
90 天關稅暫停期的談判可能會有多種結果。主要焦點將是組成一個聯盟，迫使中國坐到談判桌前，但也可能開始看到有關以更持久的方式徵收這種「費用」的討論。
租金如何支付？
我一直對「海湖莊園」協議的想法持懷疑態度，而且極不可能實現。但是，研究討論仍然是有價值的。擬議發行的百年期債券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後果，但卻很好地詮釋了第四個「R」（租金）如何運作的。
其理念是：透過發行百年期國債，並設定負實際利率，並鼓勵（迫使）各國將其現有的長期債券換成新發行的債券，美國可以從繼續保持世界儲備貨幣地位和全球貿易促進者的地位中獲得額外的經濟利益。
儘管其影響不可預測，而且可能是混亂的，損害美國的信譽，並嚴重擾亂殖利率曲線，但川普可能會熱衷於對那些同意將其國債轉換為百年期、實際利率為負的債券的國家取消關稅（或大幅降低關稅）。畢竟，他一生都在為川普旗下的各個機構重組和再融資債務。
這只是一個例子，而且是一個不太可能的例子。史蒂芬·米蘭最近表示，他並不提倡這種想法。但事實是，川普正在對現有的國際遊戲規則發起衝擊，並對美元和美國國債的作用提出質疑。 ,為什麼？因為他只關注當前情勢對美國財政的影響。這種觀點有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風險。
如果美國在敵對的世紀債券發行/互換中對外國持有的國債實際違約，這可能會導致金價上漲，美元下跌。這對殖利率曲線的影響將令人矚目。即使沒有這種情況發生，官方外匯儲備資產似乎也會進一步多元化，轉向黃金、歐元、法郎和日圓。而且，有可能達成以美元以外的貨幣結算貿易的協議。
面對這一潛在現實，各國官方持有的美國國債多年來一直在下降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國現行政策很容易被其他國家視為敲詐勒索。這種經濟邊緣政策本身風險極高。如果實施失敗，就好比美國既是銀行又是客戶，向銀行貸款……然後決定自行違約。
但事實依然如此：目前各國仍在與一個隨時準備摧毀整個體系的人進行談判，無論後果為何。不難看出，有多少國家會寧願屈從，也不願面對去全球化的世界和困境。
這種情況會有不致於重創全球經濟的結果嗎？有，但不會有能迅速恢復全球對美國信任的結果。
無論談判進展如何，很明顯，貿易政策將成為今年跨資產回報和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很明顯，我們正在目睹一場體制變革，它將在未來幾年內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在這項新體制下，關稅與其說是政策，不如說是先例。美國已表明，它會把市場准入當作一個調節器，根據地緣政治上的順從程度而非經濟效率來收緊或放寬貿易條件。無論政府提出大規模減稅或其他支持性措施，最終都將取決於美中貿易談判的進展速度和方式。
眼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中美兩國已經迅速經歷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報復的螺旋式上升，高達145% 。
因此，即使情況和環境截然不同，也不難理解 1930 年那些絕望的經濟學家和銀行家在目睹《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貿易戰爆發時的感受。全球化已經變得有點像經濟上的互相毀滅。可能會存在“贏家”。也許一個國家只被摧毀了 80% ，而其餘國家則完全滅亡。但這真的是我們所期待的世界嗎？
與胡佛政府不同，川普政府面臨既是債務國又是貿易限制國的矛盾。雖然兩人都不顧經濟學家的警告，試圖透過關稅來維持美國的地位，但胡佛的政策主要是為了保護美國工業而採取的防禦性（且被誤導的）措施，而如今的做法包含了額外的攻擊性因素：故意利用美國的債務國地位作為籌碼，將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從公共產品變成私人收費公路。
雖然回到上次關稅如此之高的時候，然後說“好吧，這種情況可能會重演”，這可能很誘人，但這樣做是有問題的。
關稅國家的回歸？
如今已非 19 世紀 90 年代或 20 世紀 30 年代。如今的世界已經是全球化、一體化，從未嘗試過重新分離。
我們距離一個讓我們深刻地認識到世界已變得何等相互關聯的事件並不遙遠。疫情不僅造成破壞，也揭露了真相。它以極其鮮明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全球貿易架構已變得何等脆弱。船舶停運，半導體消失，供應鏈強大的假像也隨之破滅。
我認為我們不能就這樣…拆解供應鏈。我也認為美國無法透過加徵關稅擺脫那些歷經數十年才設計成的準時制、就地制和勉強具備彈性的體系。川普的貿易政策並非斯穆特- 霍利法案，儘管有很多人試圖將其相提並論。
我認為我們無法…輕易地瓦解供應鏈。我也不認為美國能夠透過關稅手段擺脫幾十年來被設計成即時、就地、幾乎毫無彈性的體系。無論有多少人試圖將其與《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進行比較，川普的貿易政策並非《斯姆特-霍利關稅法》。
這件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沒有歷史參考框架。你可以藉鏡20 世紀70 年代、 30 年代以及其他任何重塑系統底層架構的事件，但這並不能解釋所有問題。
20 世紀30 年代，世界並未出現去全球化現象，因為當時全球化程度仍很低。如今，我們首次目睹一個超級大國主動將一根木棍插進自己打造的全球化車輪的輻條裡。
關鍵在於：它或許會奏效。只是暫時的、政治的。直到它失效。
就像《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生效了大約三個月——直到加拿大採取報復行動，歐洲重新提高關稅，全球貿易陷入陷阱。而美國農民破產人數創紀錄，卻仍投票支持那些壓低他們農產品價格的人。
現今的關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功能上並無二致。它們都基於同樣的信念：認為透過破壞複雜性就能實現穩定。不幸的是，複雜性不會輕易屈服。
坦白講：沒人能完全理解我們這個複雜多變的全球系統在即時狀態下是如何運作的。聯準會不行，CEO 們不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不行，當然，我和你更不行。其連鎖反應根本無法理解。然而，按照我們目前的這種趨勢走下去，我們對它的集體認知似乎只能透過最令人不安的方式得以提升。
這引出了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
在一個規則可能下一季就會改變的世界裡，一家公司如何能承諾進行一項為期30 年、資本密集的投資？
在關稅並非政策而是取決於下一則推文、下一屆選舉、下一輪民粹主義浪潮的氛圍中？
這不只是貿易問題，而是資本形成問題。長期投資只有在極為罕見的幾種情況組合下才可能存在：可預測性和對制度的信任是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因素。
儘管美國市場在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滯脹、科技泡沫以及銀行擠兌等考驗下展現了非凡的韌性，但這種韌性並非偶然。它是建立在一種罕見且易變的成分組合之上，大多數國家都無法拼湊出這樣的組合，更不用說維持數十年之久。
首先是全球貿易。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商業網絡的中心節點——不是因為它生產最便宜的商品，而是因為它提供了最深厚的市場、最值得信賴的貨幣和最廣泛的消費者群體。貿易一直是美國繁榮的幕後功臣，使美國得以進口低成本商品、出口高附加價值服務，並將全球盈餘轉化為國內資產。
其次是政治穩定。不論人們如何評價兩黨制的極化和種種荒唐之處，但每四年一次權力的和平交接以及合約、法院和治理的可預見性延續，都讓資本有信心留下來。投資人或許討厭監管，但他們更討厭混亂。
再加入一套健全的法律和監管架構。產權制度。破產法庭。可執行的合約。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枯燥乏味的技術性架構，但沒有它們，資本就無法流動。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美元。美國的儲備貨幣地位為全球資本創造了一種重力場。外國央行、主權財富基金、跨國公司：它們都持有美元儲備、以美元結算交易並用美元管理風險。這種需求壓低了美國的借貸成本，並賦予其在不立即產生後果的情況下維持赤字的無與倫比的能力。
最後，還有運氣。兩片大洋，縱橫交錯的河流和可通航的水道，天然良港，得天獨厚的農業條件，一個半世紀以來沒有敵對鄰國。豐富的天然資源。在最關鍵的時期人口激增。一個大陸規模的內部市場。如果要設計一個注定稱霸的國家，那麼美國的地圖就是最好的藍本。至少可以說，美國相當幸運。
這個體系表面上看似穩固，但實際上錯綜複雜、相互依存——這種平衡靠地緣政治的必然性、規範、激勵措施以及一種禮貌的集體錯覺維繫著，即明天大致會和今天一樣。只有對體系架構進行大規模調整的地緣政治事件，才會導致長期的波動，而不會出現「逢低買進」的時刻—— 1971 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回到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很快就會找到答案。
不可預測性的代價是什麼？
不可預測性的代價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我認為沒人知道。但這個體系所能承受的限度是有限的，一旦越過，就無法逆轉。或許好消息是，美國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擁有更多的影響力。不過，除非其他國家聯合起來，或願意承受比川普政府所預期的更多的痛苦。
